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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札记——谁打断了老张的椎骨?

作者:征收拆迁律师    发布时间:2019-06-30 12:08    来源:本站 点击数:

一、老张的代价
 
    这个案件是老张的儿子找过来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老张是潢川县桃林铺镇人,2016年11月4日早上,潢川县人民政府组织其他部门联合执法,准备拆除桃林铺镇农贸市场路边的菜台,结果与市场周边的商户发生的冲突。老张当时在旁边看热闹,发现他认识的一位姓石的老人被政府执法人员打倒,于是老张上前劝阻,结果被执法人员殴打倒地昏迷过去。后来老张被送往县医院抢救,经检查老张左侧2、3、4腰椎横突骨折。老张在医院治疗,镇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
 
    老张的儿子让我看了群众录制的部分现场视频,我十分震惊。案发现场政府组织了几十名头戴钢盔、身穿制服执法人员竟然与群众发生了冲突,部分群众用砖头石块向执法人员投掷。结果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愤怒,将现场参与的几位人员打倒后,拳打脚踢。现场围观的不仅有群众,还有民警,执法人员在后面录像。这样的场面发生在今天让笔者着实诧异,2016年4月份海口市因城管暴力执法引起全国震惊,最后涉事官员被处分。老张的儿子提供的录像与海口的场景如此相似,如果被好事者举报到媒体,难道潢川县政府不担心?
 
   老张的儿子说,有些人确实将部分视频传到网上,但是后来就打不开了,而且政府也发出警告,将追究参与暴力抗法人员的法律责任,包括老张也是调查对象,所以,现在附近的居民很小心。我了解了基本情况后,谈了我的思路,这个案件中老张被打,政府肯定做的不对,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必须找到执法主体,这样才能到法院立案。根据目前的证据材料,想证明老张是被哪个部门的执法人员打伤,还是有点困难,因为直接殴打老张的那段视频没有,所以我需要见见老张,然后再看看事发现场。就这样,老张的儿子考虑后,很快就与律师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
 
 
二、调解失败
 
    我在潢川县人民医院见了老张,他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觉得他比较朴实,不像是惹事的人。老张给我详细讲了案件的情况,坚持认为自己是因为劝架被打的,没有参与阻挠执法,但是当地政府威胁他,说他暴力抗法,准备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觉得可能政府害怕他上访,所以给他压力。我劝他不要害怕,如果自己真的没有参与,“身正不怕影子斜”,况且政府还有现场录像。同时,我建议他给当地政府协商下,如果执法部门能够给他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这个事情也就解决了。老张也同意我的观点,毕竟给政府打行政官司不容易。
 
    下午,我陪着老张来到桃林镇政府见到了马镇长,因为这次拆迁事件是桃林铺镇政府主导的,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或许主要领导能够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主动让步,问题就解决了。马镇长看上去比较年轻,我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想法。我告诉马镇长,根据录像内容,这次政府执法确实有点过分,如果被媒体传出去,对政府不利。而且老张毕竟是做好事被打,确实比较冤屈,如果协商处理,给老张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这个事情也就算了。马镇长倒也比较客气,讲了下基本执法情况,他说这次执法是县政府法制办牵头,几个部门联合,执法过程中部分群众暴力执法,导致十几个执法人员受伤,他的意思老张也参与了阻挠执法。我说执法部门不是有全程录像,如果老张参与了抗法,可以依法追究责任。谈了一会,我看马镇长也不可能解决问题,他只说将我们的想法向上面汇报,但是,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也不是一个镇长能够做主解决的,我们只能另辟蹊径。
 
三、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从潢川县回来,我起草了一份信息公开申请。因为从马镇长口中得知,县政府法制办主导了拆迁,也许他们应该有相关文件。如果政府公开了这些文件,我们下一步起诉也就有了方向。我要求潢川县政府公开的的信息内容为:潢川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2016年11月4日联合潢川县公安局、桃林铺人民政府等其他部门在潢川县桃林铺镇农贸大市场进行行政执法的相关文件(公告、强制执行决定书等)。既然这次拆除属于政府行为,我想政府应该张贴有公告或者下达有《强制执行决定书》。但是,潢川县人民政府在2016年12月3日签收了邮件后,在法定期间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答复。为了避免诉讼,我还特意到潢川县人民政府法制办询问了以下,但是,相关人员一直在推诿。无奈,我们向信阳市人民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要求确认潢川县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违法,责令其对我们的信息公开申请进行答复。
 
    2017年1月19日,潢川县人民政府向我邮寄了潢川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潢政信复字【2016】1号)。信息公开答复书将责任推给桃林铺镇市场发展服务中心和桃林铺镇人民政府,同时强调不用制作相关行政执法文书,所以我们要求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存在。这样的内容显然与我的期望不符。
 
    由于潢川县人民政府给予我们进行了答复,所以信阳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征求我们的意见,建议我们撤诉。我与老张沟通了以下,老张不同意撤诉。2017年3月11日,信阳市人民政府作出信政复决字【201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被申请人(潢川县人民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答复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行为违法。
 
四、公安机关的答复
 
    潢川县人民政府的答复显然对我们的诉讼没有帮助,按照他们提供的信息,只能在信阳两级法院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不好把控,如果能够找到潢川县人民政府参与执法的证据,一审在信阳市中级法院立案,二审就可以到河南省高院,这样或许能够比较公正审理。案件后来的进展证实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在向潢川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期间,我代理老张写了份报案材料,向潢川县公安局报案,要求追查殴打老张的凶手,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同样,材料寄出后如石沉大海,在法定期限内也没有人答复。我又去潢川县与老张找到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他们解释说单位办公地点变了,他们现在在新区办公。这样的理由无法让人接受,但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也就没有过于计较,督促他们尽快处理。从2016年11月到2017年5月,报案半年多了,潢川县公安局没有给予任何回复,已经严重超期。2017年5月16日,我代理老张向潢川县公安局提出公开执法处理结果的申请,按照《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的要求,报案人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公开刑事立案情况或者行政受案、办理结果。2017年5月25日,潢川县公安局作出了《关于张××信息公开申请回复》,潢川县公安局认为“根据案件调查情况,依据国务院法制办对<关于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过程中的违法行政能否给予治安处罚的请示>的批复,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造成的侵权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伤者治疗费已由桃林铺镇政府部门承担。”答复认可了老张受到的伤害属于行政人员侵权行为,但是不应当给予治安处罚。这份答复显然严重违法,一方面,国务院的上述文件是否具有合法性存在疑问;另一方面,老张的伤情没有进行法医鉴定,怎么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如果老张构成轻伤,参与殴打的人员应该涉嫌刑事犯罪。
 
    我代理老张向信阳市公安局提出了行政复议,要求撤销潢川县公安局对政府执法人员殴打致伤老张行为的定性,责令潢川县公安局依法重新调查处理老张在2016年11月4日被殴打致伤的案件。这种请求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别扭。我们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后,潢川县公安局的答复是一种什么行为?如果是狭义上的行政行为,当然可以适用撤销之诉。如果是行政事实行为,一般来讲,对于事实行为不适用撤销之诉。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以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而以影响或改变事实状态为目的的实施行为。该行为只导致事实上的后果,该后果可能是特定法律效果的条件。[1]德国行政诉讼理论倾向于将信息公开视为一种事实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李广宇法官将其归入课予义务之诉,而非一般给付之诉。本案中,潢川县公安局在没有法医鉴定的情况下直接将本案定性为违法治安处罚法的行政案件,没有事实依据,潢川县公安局实际上通过信息公开答复的形式将本案进行了定性和处理,其行为好像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第二项:“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符合其在申请中要求的内容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当形式的;”但是,潢川县公安局的行为应该是走的更远。所以,我没有直接提出要求全部撤销《关于张××信息公开申请回复》,对于其部分内容要求撤销。
 
    2017年8月2日,信阳市公安局作出信公复决字【2017】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信阳市公安局认为“申请人为获取公安机关执法结果向被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被申请人以书面形式答复,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要求进行了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送达申请人,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答复内容有异议,认为其伤情符合《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中轻伤的规定,经查,该申请事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调整范围,不应通过政府信息公开途径获取。”并据此维持了《关于张××信息公开申请回复》。信阳市公安局的答复有点答非所问,我主张的是潢川县公安局不应该在信息答复中直接认定本案是行政处罚案件,因为老张的伤情符合轻伤的标准,有可能是刑事案件。信阳市公安局认为是否是轻伤,属于刑事诉讼法调整,不应通过政府信息公开途径获取。但是,我们是按照《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要求公开报案的执法结果,并没有涉及是否是轻伤的问题,是潢川县公安局在答复中将本案定性为治安案件。这样的答复已经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影响,超出了信息公开的范畴。但是,由于潢川县公安局同意对老张的伤情进行法医鉴定,我们也就没有继续对此案进行诉讼,同时,我们起诉潢川县公安局行政不作为的案件已经在进行中。
 
五、行政不作为
 
      鉴于潢川县公安局对于我们的报案不处理,我决定给他们施加点压力,而且根据老张提供的现场视频,潢川县公安局民警就在现场参与执法,眼看着老张被打没有人劝阻。虽然现场录像显示有警察在场,但是,由于老张被打的现场情况缺乏录像资料,因此,我们不太容易证明民警存在不作为。老张说实际上这次执法行动潢川县公安局的民警及桃林铺派出所的民警均参与了,他有证人老石作证,当时自己被打时,老石亲眼看见民警在旁边看着不管。
 
    公安部三令五申,要求公安民警不能参与拆迁活动,但是,实践中,地方政府为了威慑被拆迁户,达到顺利拆迁,还是会“邀请”基层民警参加。不过,公安民警也不会直接参与,大多数情况是在旁边值勤,没有冲突也不会直接干涉,老张的情况估计也是如此。但是,执法过程中发生了这么严重冲突,而且伤了好几个人,民警竟然坐视不理,是存在渎职的嫌疑。我于是代理老张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潢川县公安局不履行保护原告人身权利义务的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实质上就是确认被告行政不作为违法。
 
    由于河南省实行行政案件异地管辖的制度,案件首先在潢川县人民法院受理后,再移送到商城县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审理。2017年4月5日,老张诉潢川县公安局不作为的行政案件由商城县人民法院正式立案,我让助手在开庭前复印了卷宗。看到卷宗材料内容,我有点吃惊,潢川县公安局提供的卷宗是涉及杨某某在执法中被殴打报案的材料,但是,其中有几个证人一口咬定老张参与了暴力抗法。老张说这几个证人是他们当地的社会混混,纯属诬陷。我仔细研究下案卷材料,发现虽然有人指证老张,但是,也有其他证人否认老张参与抗法,这些相互矛盾的证言显然无法认定案件的事实。况且,执法部门自己也有现场录像,或许,公安机关因此没有敢对老张采取措施。
 
    公安机关的答辩状的主要观点是:1、潢川县公安局在接到报案后及时赶到现场,发现部分群众手拿砖头砸向身穿制服的城管执法人员,民警也上前制止闹事群众,并劝导疏散围观群众;2、在案发现场,由于围观群众较多,场面比较混乱,加上天黑视线不清,民警并未发现城管执法人员扑打现场群众及受伤群众;3、桃林铺派出所民警向城管执法队进行了口头警告,暂停拆除菜街两边的石凳。为此,潢川县公安局提供了接处警登记表及卷宗一份,里面涉及大概有十个人左右的询问笔录,包括老张的。还有一份桃林铺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对集镇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及街区市场规范管理专项整治的情况说明一份》,里面清楚的记载着“2016年11月4日上午,县综合执法办、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住建局、国土局、交通局及县市场发展服务中心等职能部门共派出综合执法人员150余人,对桃林铺镇集镇段312国道、中大街、菜街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和市场规范管理的行为进行综合整治。”潢川县人民政府终于出现了,因为县综合执法办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显然潢川县人民政府可以成为被告。也许潢川县公安局为了摆脱责任,终于实事求是的将参与执法的单位“供述”出来了。
 
 六、法官的态度
 
    老张诉潢川县人民政府等七被告的案件立案开始并不顺利,我是2017年9月4日让助手刘长红去信阳中级法院立案,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提出质疑:起诉潢川县人民政府有何依据?原告所诉行为不是法院受理范围。我告诉助手,首先,潢川县桃林铺镇政府在2017年4月13日出具的证明,即《桃林铺镇人民政府关于集镇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暨街区市场规范管理专项整治的情况说明》,明确提到“县综合执法办、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住建局、国土局、交通局及县市场发展服务中心等职能部门共派出综合执法人员150余人......”县综合执法办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应该由县政府承担责任。本案殴打老张的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早已经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后来立案庭勉强收受材料,让等候消息。过了七天,信阳中院还是没有消息,我让助手给信阳中院立案庭联系,如果不受理应该给出具裁定书,否则,我们将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投诉。还好,案件最终还是立上了。
 
    我们在法定期限内收到了被告的答辩状也复印了被告提供的卷宗材料,被告提供的证据还是潢川县公安局的卷宗材料,不过这次多了几份笔录,一个是张某某和杨某某的笔录,还有一份周某某的笔录。我们在诉潢川县公安局案件中,潢川县公安局提供卷宗没有这几份笔录,我当时还提出异议,因为卷宗写的是张某某和杨某某的报案材料,竟然没有报案人的笔录,显然不符合常理。这次他们提供完整的卷宗材料,可能没有在意。张某某的笔录陈述自己在执法现场看热闹结果被执法人员殴打,妻子上前劝阻也打伤;杨某某陈述自己在现场看到张某某被打上前劝阻,结果被执法人员打伤住院。这些陈述与我们提供的现场录像相符。周某某笔录中明确表示看到执法人员殴打老张。这些笔录公安机关在商城县法院没有提供,说明公安机关也知道自己执法存在问题。
 
    2017年12月6日,老张的案件在信阳市中级法院开庭,政府一方大部分都找了代理律师,县政府派法制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出庭。主审法官是信阳市中级法院行政庭李德如庭长,合议庭成员是阮小强法官和李洪宇法官。阮小强法官和李洪宇法官就是审理老张诉潢川县公安局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合议庭成员。
 
    总结下被告的答辩意见,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点:1、政府对桃林铺镇农贸市场的整治合法;2、执法人员没有对老张实施任何殴打;3、原告所诉案件不属于行政案件,应属于治安或刑事案件;4、被告主体不适格,自己单位没有参与拆除农贸市场的菜台;5、起诉超过六个月的期限;6、未收到《行政赔偿申请书》,赔偿程序不合法。严格讲,本案被告不承认殴打了原告,那么应该由原告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原告在被告执法过程中被打伤,但是,主审法官让被告举证。
 
    在被告举证前,李某宇法官竟然问我有没有先行向行政机关提出过行政赔偿申请,我回答没有。他看着我想往下继续说,我觉得他可能在考验我,没有等他继续问,我说法律有规定,在提出确认违法时,可以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我不是单独提出行政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一并受理。
 
    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他也就没有说什么。被告代理人提出这个理由不知道是不是不懂,还是故意抛出这个问题。
 
    被告举证的主要证据是证明2016年11月4日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包括《桃林铺镇人民政府关于集镇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暨街区市场规范管理专项整治的情况说明》、张某某、杨某某案件的卷宗材料、老张向潢川县公安局提出的执法结果的答复及老张向潢川县公安局提出司法鉴定回避申请的相关材料,还有被告提供了政府支付的老张的治疗费票据。我不知道被告提供的有些证据与本案有何关联?相反,许多证据到是对原告有利。我的质证意见是:2016年11月4日政府执法的合法性材料与本案无关,原告没有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提出诉讼。当然,原告认为行政执法程序不合法。被告提供的《桃林铺镇人民政府关于集镇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暨街区市场规范管理专项整治的情况说明》,证明了参与联合执法的部门是“县综合执法办、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住建局、国土局、交通局及县市场发展服务中心等职能部门共派出综合执法人员150余人......”被告的主体适格。至于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周某某的证言能够证明老张被政府执法人员殴打的事实。被告提供的潢川县公安局的《关于张文友信息公开申请回复》,潢川县公安局认为“根据案件调查情况,依据国务院法制办对<关于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过程中的违法行政能否给予治安处罚的请示>的批复,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造成的侵权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伤者的医疗费用已由桃林铺镇政府部门承担。”证明公安局调查的结果是行政机关侵权。还有老张住院的医疗费票据,证明原告被被告执法人员殴打后,被告为原告治疗的事实。
 
    李某宇法官在案件审理中,竟然抛出一个问题。因为老张诉潢川县公安局行政不作为案件已经终审,他说,信阳中级法院的二审判决已经确定了“潢川县公安局桃林铺派出所人员没有看到张文友被打”,那么本案诉讼有什么意义,原来的判决有羁束力。我一愣,急忙找出老张诉潢川县公安局二审判决书,判决书主文仅仅提到“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被打时民警见到而不予制止。故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在本次处警中存在不作为。”显然,不能由此得出老张没有被政府执法人员殴打。如果这样进行推论,是不是有点强词夺理,不讲逻辑?而且,这个观点被告没有主张,主审法院在为被告提供理由。在我想向李洪宇法官解释时,我右手的阮法官则跟李洪宇辩论起来,因为该案件他是审判长。他的意思是原来案件与本案没有关系,仅仅说明潢川县公安局没有看到老张被打。我把原来二审的判决书交给了李某宇法官,让他仔细看看。
 
    我们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是发生冲突的部分现场录像、照片,老张的住院病历;还有被告也提供过的证据:潢川县公安局的《关于张文友信息公开申请回复》、《桃林铺镇人民政府关于集镇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暨街区市场规范管理专项整治的情况说明》、周某某的笔录、马镇长的录音,录音中马镇长承认老张在政府执法活动中受伤的事实。  
 
    被告对于我们的证据没有说太多,只是对病历进行了质疑,说缺乏详细的临时医嘱什么。我向审判长播放了当天发生的打斗现场的部分录像。李某宇法官强调说,录像上面没有老张。阮法官则问潢川县政府代理人,你们的当时现场录像呢?政府代理人说没有。阮法官十分肯定的说,录像我反复看了几遍,上面有政府人员扛着摄像机在现场拍摄,怎么没有呢?我觉得今天比较奇怪,阮法官一直挑着对方的软肋询问。
 
   我向法庭要求证人老石出庭,李法官则不想让证人出庭,在我们的坚持下,法庭最终还是同意 了。老石有点耳背,不过表达还是比较清楚。他向法庭表达自己当时去赶集,看到一个熟人张国禄也是连襟被打,他上前质问执法人员,结果自己也被执法人员殴打。本案的老张上去劝架时被执法人员打倒。主审法官和被告潢川县政府的代理人详细地询问了老石。就在询问期间,老石的一句话让主审法官李洪宇觉得很重要,让书记员专门记录。老石说他自己被打晕了,没有看到老张被打的过程。我原来没有想到老石会这样回答,也许他说的是实情。我本来想补充发问老石到底看清楚老张被打的经过,但是李法官急忙向我呵斥,说我诱导证人,看他的这种表现,我也是无语。
 
    我们同时向法庭提供了马镇长的录音,李某宇法官问:录音是否经过镇长同意?他的意思很明确,私自录音不合法。这种观点显然也已经落后,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则已经将原来的司法解释否定了。李法官很坚决的说录音不用放了,我也没有再坚持,等到法庭辩论阶段再说吧。
 
    李法官总结了法庭争议的焦点,1、老张是否被政府执法人员殴打;2、老张的损失是否有依据;3、原告的起诉是否过诉讼时效。我对法庭提出的争议焦点没有提出异议。住建局的代理人向法庭提出应该追加一个焦点问题:本案是否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在答辩时他一直强调本案是治安案件或者刑事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看来他真的不懂行政法。李庭长发话了,他说这是一个事实行为,早就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然后他不客气的说政府代理人不懂行政诉讼法,观点早就过时了。
 
    我向法庭陈述,根据我们及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被政府执法人员殴打致伤,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被告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至于赔偿数额,我确实没有提出具体的明细,因为根据老张的伤情,应该构不成伤残等级。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赔偿,实际上数额并不多。因此,在立案时笼统的写了要求赔偿30万元。至于起诉期限问题,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被告认为适用六个月的期限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应该适用二年的起诉期限。
 
    大部分被告辩解理由很简单,坚持没有殴打老张,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到是潢川县政府代理人给自己留有余地,他说如果被告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赔偿数额过高。阮法官则向被告代理人说,就像高空坠物砸着人,如果不能证明是谁的物品造成伤害,可能整个楼层的住户都要承担责任。我觉得我无需多言了。庭审结束后,法庭想主持调解,但是老张提出的赔偿数额被告无法当场认可。
 
    案件开过庭后,我认为认定老张的伤情是被政府执法人员殴打造成的应该不是问题,但是赔偿数额不会太高。2017年12月11日,信阳市中级人民法作出(2017)豫15行初5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老张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称其身体受到伤害系七被告工作人员联合执法造成,其应该提交证据证实该主张。其提交的周某某的证人证言,因周承认对执法人员有辱骂行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不予采信;证人石某某的证言及桃林铺镇政府马镇长的录音、潢川县公安局信息公开回复亦仅征收原告受伤的事实,对于原告受伤原因等过程并无证据。原告无法证明其身体受到伤害与七名被告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亦未提交被告行为造成其损失30万元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七、省高院发回重审
 
    虽然我对一审的判决结果有点期待,但是我和老张经过这几场诉讼,已经对信阳市中级法院行政庭的态度和倾向已经了解,所以也没有太乐观,但是,这样的判决说理超出我的判断。首先,认定周某某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不予采信周某某的证言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卷宗材料及周某某的证言是被告自己提供,是潢川县公安局在事发后对周某某做的笔录,周某某在公安机关的调查下进行的陈述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其次,周某某作为现场目击人,虽然对政府违法行为不满,但是这显然不是利害关系的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所谓的证人证言只有与当事人存在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证人作出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不得作为单独定案的依据。证人周某某与上诉人老张不存在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况且周某某的陈述也不是特意为老张作证使用,而是公安机关调查所用。最后,在上诉人老张诉潢川县公安局不作为案件中,潢川县公安局故意隐瞒周某某的笔录不提供给法庭,也说明行政执法人员殴打老张的事实存在。关于证人老石,其因为阻拦执法人员殴打张某某时,被执法人员殴打。老张上去劝架,阻止被告工作人员殴打老石后,结果被执法人员打伤。虽然石某没有看到老张被殴打的整个过程,但对于老张被政府人员殴打的基本事实阐述的是清楚的。马镇长在录音中也承认“冲突过程中出现对他身体造成伤害这一点我们确实承认,第一时间我们给他送去救治。”这些这些证据足以说明,老张是在政府联合执法中被执法人员殴打致伤。且现场被打的还有张某某、杨某某等人(被告提供的公安机关的报案记录)。何况根据潢川县公安局提供的书证—《关于张文友信息公开申请回复》,公安机关已经认定本案是“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造成的侵权行为”,在这样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竟然认为原告受到伤害与被告的执法行为无因果关系? 我们在法定期限内向河南省高院提出了上诉。由于河南省高院行政案件爆炸式增长,导致行政庭审理案件的效率比较低。一直到2018年6月11日,案件才开庭审理,主审法官是苗春燕,审判长是别志定法官。在开庭中间,我又专门向合议庭成员播放了现场执法录像,估计合议庭成员也对政府粗暴执法行为有了深刻的印象。双方在二审中没有什么新的观点,审判长也是建议双方调解。庭审后,别法官也给我联系了几次,沟通赔偿的问题,但是,对于赔偿数额,政府与老张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9月27日,河南省高院作出(2018)豫行终1006号行政裁定书,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对张文友所受伤害是否因一审被告执法人员造成,事实认定不清,......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本案发回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十、达成调解
 
    案件发回重审后,由信阳市中级法院赔偿办审理。主审法院是赔偿办主任沈法官。2019年1月17日,案件再次开庭审理。被告还是原来的代理人出庭,答辩意见也没有改变,双方争议的问题经过两次开庭也说的比较清楚。主审法官首先让我们先说说意见。我首先强调的是,老张是在政府执法过程中被打伤的,潢川县公安局出具的《关于张文友信息公开申请回复》、周某某的证言、石某某的证言、马镇长的录音、张某某的住院的病历证明老张是被政府执法人员打伤住院,周某某与本案老张不存在利害关系。至于赔偿数额,我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清单,主要赔偿包括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
 
    被告陈述的意见与原来的基本没有改变,对于明显不成立的观点我也没有罗嗦太多。其中一个代理人又拿出老张诉潢川县公安局不作为案件信阳中级法院二审判决的认定的“潢川县公安局桃林铺派出所人员没有看到张文友被打”的观点来主张对本案具有羁束力。我不得不向法庭再次解释两个案件的区别。
 
    沈法官问我要求被告“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应该说这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2010年4月29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扩大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适用范围,增加了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规定。根据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的规定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依法认定“致人精神损害”和“造成严重后果”是这样理解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应当严格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和‘造成严重后果’。一般情形下,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受到侵害的情况,精神受损情况,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家庭关系、社会评价受到影响的情况,并考量社会伦理道德、日常生活经验等因素,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
 
    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死、伤残(含精神伤残)或者所受伤害经有合法资质的机构鉴定为重伤或者诊断、鉴定为严重精神障碍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认定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应该说老张受到的伤害属于轻伤不构成伤残,所以不属于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但是,老张受到的伤害是否应该属于“致人精神损害”是有探讨的余地。我认为老张的情形应该属于受到精神损害,一方面,老张在做好事时被执法人员光天化日不分青红皂白打倒在地昏迷不醒,显然对老张的影响不仅是肉体的伤害,还有精神的损害。老张住院54天,出院后恢复还需要时间;另一方面,老张的伤情构成轻伤,也是本案考虑的因素,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形,打人者涉嫌犯罪。
 
    被告潢川县人民政府代理人在庭审最后提到,当时在省高院二审时考虑赔偿老张钱,但是,政府觉得这种事比较丢人,影响不好,所以赔偿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当然主审法官还是建议调解,我当然不反对,但是对于政府支付的数额老张不同意。
 
    开庭后,沈法官给我打来电话,政府的意见还是原来谈的赔偿数额,让我们考虑下。我给老张沟通了几次,告诉老张自己拿主意,如果本案形成判决,赔偿数额不会太高。老张最后决定不同意,如果判决政府违法,他还要求追究相关责任人员。沈法官再次给我电话时,对我们不愿意调解好像不满意,她竟然提到证据中提到老张也参与闹事,存在过错。我告诉沈法官,如果她不相信可以与老张亲自沟通,关于老张参与闹事的问题,证据不充分,公安局也没有对老张做出处罚,人民法院可以直接认定吗?
 
    经过这两年的诉讼,对于老张也是精神折磨,有时间,他在庭审中控制不了情绪,失声痛哭,其实他也在逐渐放弃当初坚持的数额。2019年3月11日,我与老张又去信阳市中级法院参加了沈法官主持的调解。最终,双方基本达成共识,由桃林镇人民政府给老张支付一笔补偿金,由镇政府领导口头向老张赔礼道歉,老张撤回对其他政府单位的起诉。2019年3月22日,老张与桃林镇人民政府达成书面调解,沈法官及桃林镇人民政府领导亲自去了老张住处,政府领导向老张表达了歉意,或许这对老张是最大的安慰,估计政府领导也相信老张不是参与闹事者。
 
     这可能是最好的处理方式。